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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刑讯逼供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2010-09-18 08:0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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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刑讯逼供问题系列评论之一

 

【背景】刑讯逼供一直是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重要问题之一,冤假错案频生,却未能从根本上推动制度的变革,使得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于是,有观点将其归咎于中国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坏人不配有权利”的传统观念,束缚了制度的创新。

主持人 郭国松

嘉宾: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刑讯逼供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激烈争论。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中世纪都曾有过残酷的肉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刑讯逼供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巨大,一个是儒教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却在酷刑方面“达成了一致”,这颇具有讽刺意味。

 

陈瑞华:这个问题我曾经进行过思考,我觉得刑讯逼供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制度问题,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答案。刑讯逼供一度是中世纪的欧洲系统化、制度化的手段,法庭可以采用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中国古代刑讯逼供叫拷讯,是正式的审讯制度和取证手段。一种制度的存在,必然有文化的因素。中西方尽管文化差异巨大,但在历史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不尊重人的权利,特别是犯罪的人,可以被任意侮辱,包括肉刑。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文化的蒙昧,发现了人以及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尊严,即使是打击犯罪,也必须遵循正当程序。这一观念的转变,就是从奴隶到人的过程。

历史上,人类都曾有过蒙昧时代,启蒙运动使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而我们并没有经历过一场类似的文化启蒙运动的洗礼,使得我们在对待刑讯逼供等涉及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问题上,仍然残存着深深的历史烙印。

 

主持人:其实,中国现在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大都是从西方移植的,包括前苏联。但是,这样的一套制度体系不仅没有追随西方法律不断向文明方向发展的脚步,反而吸收了我们传统的积弊,保留了西方法律的落后思想。当西方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成熟的制度时,我们还在使用与当今世界主流法律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刑讯逼供手段,凸显了制度的落后。

 

陈瑞华: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当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式的重大冤假错案发生后,社会上一片喧嚣,人们谴责警察暴力刑讯逼供;当个案的喧嚣消散,警察的破案方式依然如故,先拿口供,拿不到口就采取供刑讯逼供的手段,制度一点也没有因为个案而改变。

我们这个民族多少年沉睡着,我们的思想沉睡着,把公权力当成了温情脉脉的父母官来对待。我们宁愿相信暂时作恶的人不是主流,即使出现骇人听闻的冤案,我们只是谴责具体办案的人,不去反思造成悲剧的制度。今天出现的赵作海案件,与十多年前杜培武案件相比,普通民众甚至媒体所发出的谴责是一样的。不知道如何约束公权力的国家是幼稚的。就像看守所的问题,真正主张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的往往是法律界的人,普通民众并不感兴趣!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变化,只是变化的太慢,以至于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与30年前相比,我们对待嫌疑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对待死刑的态度,现在死刑的数字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正在进行的刑法修正案将大规模减少死刑罪名。如果没有文化的影响我们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主持人:在很多法治国家,一个悲剧的出现,往往是催生制度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我们却在不断重复同一个悲剧,制度并没有动摇,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大多数人的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不会成为落后制度的受害者,不会被刑讯逼供和冤狱。所以,那些冤及无辜的个案渐渐被人们淡忘后,警察再次实施刑讯逼供时,并无太大的顾忌,因为这种行为在公众舆论的氛围中具有暂时的“正当性”,甚至还有网友说:“别跟我谈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他们不配有权利!”文强或许是一个典型。他在当公安局领导的时候,曾经把张君踩在脚下,他断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阶下囚,当他被处死后,家人去领取骨灰,发现文强的骨灰就放在一个塑料袋内,上面贴着纸条:文强(罪犯),某月某日,像垃圾一样扔在墙角。

 

陈瑞华: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在报道文强的案件时,强调他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警察,破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张君案,媒体以“沧海桑田”的口吻报道说,当年文强脚踩在张君的头上,给领导打电话说:“张君已经被我抓到了,他就在我的脚下!”张君虽然是一个恶魔,但那时候他已经被制服了,失去了反抗能力,文强踩着张军的头颅向上级汇报,他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谁也不会关注被他踩在脚下的人有没有人格尊严。由此可以发现,包括普通人在内,在面对犯罪的人的时候,我们有绝对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不把他们当成人,而是一个动物,一只待宰的羔羊。我们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对其惩罚,包括刑讯逼供,只要不打死、打伤,就能够为公众所容忍,而不会受到谴责。但文强没有想到,当他以罪犯的身份被处死后,骨灰被随意扔在地上。尊严已经跟他没有关系。

文强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默许公权的不法行为,那么,我们在制度上都是帮凶。有一个常说的著名格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嫌疑人、被告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转化成罪犯。  在这一点上中国最有反思精神的人是彭真,他在一次有关制定刑法的会议上,对那些参与起草法律草案的官员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有的人还判了刑!我们要制定一部法律,让我们子孙后代不受国家滥用权力的迫害,禁止任意搜查公民的住宅,禁止任意偷拆公民的通信!一个民族在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后才具有反思精神,这样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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