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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春来律师

 
 
 

日志

 
 

杨剑昌的人大代表接访室被关是必然的  

2010-10-09 16: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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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心里还是有些沉重,但看到南都记者王莹写的《“异类”杨剑昌》一文却又不能不写,王记者在引言中认为“杨剑昌”三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深圳民主与法治的“代名词”,我的看法却是相反,我个人认为杨剑昌或其设立的接访室本身就反映了现在的法治状态依然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何谓法治,简要言之,则是依法而为,依法而断,依法而治,如果要靠杨剑昌的个人魅力或个人毅力才能推动个案的解决,那结果只能是人亡政息,如此结局不是人治又是什么?另外,我还认为,王莹记者认为老杨是法治的化身,这样的言词一来过于拔高老杨,在枪打出头鸟的中国,反而会为老杨带来难言的压力,特别在法治不是理想的国家中,这样的拔高等于棒杀,二来,老杨设立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仅是个案,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同时人大代表接访室也与法治精神相违背,最后从宏观治治发展方向讲被关也是必然的,这一点,我倒劝慰老杨对人大代表接访室被关不必太过在意。

说杨剑昌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从法治角度看被关闭是必然的,这一点老杨或其粉丝想来是无法接受,当然更不能接受的是我提出的设立人大代表接访室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观点,从法治普遍接受的理论,一个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在西方国家称为三权分立,分立的目的在于权力的制衡与约束,这三种权力各有各的运行规则,却又相互制衡,因此,无论是议会制或是我国的人大代表制本质上行使的是立法权,就算是人大代表制在中国的现状下有多么的不足,理论上人大代表的职责应是:1、针对社会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法案,造福民众,保护人民,2、对其他代表提出的法案进行审议、辩论、通过,3、对政府官员违法失职行为提出质询案4、对政府制定的违法规定或法规进行审查废止,5、对政府财政预算案进行质询、审议、批准。从上述职责可以看出,人大代表因行使的是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必然要求人大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或法案应当在社会当中具有普遍性,解决这类纠纷应当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具体操作的细节,如果对所有访民进行接访,并就个案的问题向有关政府部门进行转递,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政府机关就具体个案作出处理意见,坦率地讲老杨的做法会在实质上侵犯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正常运行,即使是在英美国等国家,也未见有议会议员就法院所作的判决或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个案监督干涉。

越权行为无效这才是民主与法治精神国家应有的法治状态,每种权力必须在规定的权力框架内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也是如此,从权力运行看,人大代表制定法律,法院依人大代表制定的法律判决,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法院判决错误有上诉审法院纠正,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或侵权,通过行政诉讼有法院制约,人大代表制定的法律不符合民主与法治精神,法院可以宣告无效,双方各自制约,以保证国家权力在指定的范围内行使,但是谁也无权干涉另一方具体行为。从实务上讲,人大代表个案监督在我国大行其道,这实是得益于某类不切实际法学家的胡说八道,作为人大代表不去做好立法工作,以防止法院乱用法律,乱判案件,不去对违法失职官员提出质询,不好好审议把关财政预算案,却去搞什么个案监督,深入到司法机关的具体办案当中去或深入到行政机关要求就个案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这不是越权是什么?如果每个人大代表都搞个案监督,以全国的人大代表数量计,那司法权和行政权还怎么行使?人大个案监督在我看来说白了是管不了立法、管不了违法失职的官员,管不了纳税人的纳税钱,只好由着不着调的法学家创造性的搞个中国特色的个案监督来填充人大代表的职责,如此糊弄下去,到把人大代表本来的职责忘光了。

从本质上,我一向认为老杨设立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与信访室没什么区别,国家设立的信访制度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老杨设立的人大代表接访室基本上靠的是老杨本人的个人魅力和不屈服的精神,但本质上两者都在干涉正常的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国家因民众缺乏法治信仰同时鉴于司法的软弱性和行政权的专横性,设立信访制度,意在给民众提供一个渲泄的渠道,但民众却期待着能解决他们的所面临的所有不满的法律问题,却并不考虑解决问题的渠道或方式,不客气地讲信访制度或接访制度培养的是奴化了的民众,圣人般的领导。权力靠斗争得来的信念,在他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因此,他们要的是包青天或杨青天此类的人物,希望这些青天来施舍他们本来就具有的权力,那怕现在没有包青天,他们依然期待下一次能出现,他们唯一不期待的是法律制度,他们最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领导大笔一挥什么都解决了,在这种思维状态下,考虑适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或法律制度都是多余的。

老杨设立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不仅有违法治精神,还有不公平的问题,司法权的公正性在于相同事物适用相同的法律精神一体处断,不论双方的身份悬殊,除了法律因素外,无须考虑其他因素,民事权益本是双方对等的搏弈,是双方根据法律规则进行对待的搏弈,任何一方因第三方的意外介入,都会导致对另一方的不公平,所以法官要求是中立的,不能拉偏架,也不同先入为主的同情另一方,但信访制度和老杨设立的人大代表接访室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接访的案件碰到责任心强一点的领导人或领导人要做一下秀,下属一定会或规避法律或尽量妥协或特事特办或碍于情面尽力解决,但这些问题的意外解决是基于不同的偶然因素,并不能保证每个访民都有此幸运,因为这种人治化的解决方式并不具有常态性,但是访民通常并不关心这些背后不可预知的因素,他们只要没有解决问题就会基于内心的公平感或同等原则,毫无理智的在办公室“砰”的一声,将厚厚一沓材料拍到老杨的面前,质问为什么别人的事情解决了,自己的事情却一直得不到解决,甚至质问老杨怎么当的人大代表?搞不好这些访民的仇视目标就会转向老杨,虽然那些因偶然的因素给解决了问题的访民则会感激地叫老杨为杨青天,以满足一下老杨的虚荣心,但是不要忘了,下次你要是没能力给他解决问题,他照样会质问你怎么当的人大代表,全然不记得当初的感激涕零,如此下去,只要老杨不是神,换了谁最后都得关了接访室。

有深圳市人大的领导直言:人大代表不是信访员,老杨曾解读为是对自己的不点名批评,很是心伤,我到是要劝老杨大可不必在意,从法治精神的角度来看,接待上访民众,解决各类或因司法或因行政或因政策而形成的问题确实不是人大代表该做的事,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司法解决的由司法程序去解决,该行政解决由当事人通过行政程序解决,该通过信访的由当事人找信访解决,不同的问题由不同渠道的解决方法,这是法治社会处理纠纷的结果,没必要意图以一己之力,想要澄清天下纠纷,这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信仰。

老杨想通过人大代表的身份,切实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这种理想是值得推崇的,这样的行为自然要比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大代表要强上百倍,另外,老杨想通过个案监督来推动法治进程,这个出发点也是好的,这一点正如笔者希望通过行政诉讼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样,但若据此以为,自己能改变现状,澄清天下,这无疑忽略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如老杨的人大代表接访制,有那个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在已有一个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再多一个人大的领导天天催促自己办理这个办理那个的?故以一人之力抗击整个官僚体制,接访室关闭也是迟早的事。

历史总是能记住那些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因此,即使老杨做了十年的人大代表还是个主任科员,但在深圳的人大史上或深圳的法制史上,老杨比那些处级以上干部强多了,比那些理论上或学识上超过老杨的人更具有历史意义,从这一点上讲,老杨足可欣慰,也足以傲视深圳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当然在文章在结尾处,我还是善意的提醒老杨,既然没有领导敢给你提职,但人民还是给了你人大代表的身份,好好利用这项权力,多关注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多关注那些与普罗大众有关的民生热点问题,以大多数人都能受益的方式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而不是如以前一样仅局限于访民的个案,解决单个访民的个案,受益的仅是访民个人,但以人大代表身份解决大多数民众普遍存在的问题,则是大众都受益,这才是人大代表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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