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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春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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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宇案:司法信任不足下的争议  

2012-12-30 15:30:00|  分类: 说说司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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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宇案:司法信任不足下的争议

20121228重庆高院认为,重庆市劳教委提交的证据显示,送达给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中,已经明确告知其申请复议或提请诉讼的权利及法定期限,任建宇在劳动教养期间虽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其会见、通信、通电话的权利得到保障,任建宇在被劳教期间曾委托其父亲和女朋友代为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法院因此认定,任建宇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能够提起诉讼,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时间应计入起诉期限,故其起诉已经超过3个月的起诉期限,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任建宇案需要重庆高院判断的是,任建宇在劳教羁押期间是否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解读。

微博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体制内如法官、检察官们基本上认同重庆高院的判断,认为如果对第43条作宽泛解释并适用,那么会见、通信、监管的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体制外的律师和学者们则强烈批判反对,认为重庆高院的二审裁定误读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从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重庆高院对任建宇的二审裁定再次显示两者的对立,法官和检察官们刻意无视劳教案受理的困难,律师们则基于切身的体会指责重庆高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有分歧太过正常,美国最高法院九个法学精湛的老家伙还经常作出54的判决。

本文我不打算纯粹从行政法的角度作专业的分析和解释,我写这一篇文章旨在宣传法的基本思想和司法独立对民众的重要性以及民众对司法信任的重要性。

对重庆高院二审裁定的意见,我认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重庆高院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没有权力进行再解读或再解释?第二是重庆高院的解读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解释本意?

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重庆高院作为司法部门在处理具体个案当中天然的具有法的解释权力,但是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必须针对司法解释中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作为法律人士,我们应当清楚任何法律条款其实都可以作N种不同结论的解释,无端扩大解释范围而无所限制,那么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就不存在,因为,普通的公众完全不清楚那些躲藏在高大建筑物里面的法官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出人意料的解读,又或者认为这些法官们的解读完全是出于政治、行政机构或自己主观私利的需要而牺牲了他们本应享有的法定权利。体制外公众对重庆高院的二审裁定不认同,其本质上反映的仍是对重庆司法信任的不足,重庆高院当然有权力解读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公众也有权力对重庆高院就任建宇案的裁定作出自己的解读,这种解读在公众对重庆司法不信任的情况下,也就很容易解读成重庆高院是出于政治、行政机构或自己主观私利的需要而作出了不那么正义的判决。

当有多种解释或裁决方案时,重庆高院选择了对民众最不利而对行政部门最有利的一种解释或裁决方案时,这肯定是失望的,当然这种失望是从民众权利保障的角度进行看待,从维护行政部门行政稳定性的角度看,行政部门当然欢迎重庆高院的判决,因为那是无比正确的,当两种价值观冲突时,重庆高院选择牺牲何种价值突显了当今司法的立场,结果任建宇是悲剧的。

对第二个问题,重庆高院的解读是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解释本意?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内容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如果是刚性的,那么等于排除了重庆高院再解读的权力,如果是柔性的,则允许重庆高院有权根据个案的具体需要进行不同情况下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前一句没有特指,只要超过起诉期限的原因不属于起诉人的自身原因,那么被耽误的时间都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后一句则明显是特指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形,司法解释显然没有规定例外的情形,比如最后一段没有加上人身受限期间起诉人能够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起诉的除外。如果按照这个方式论证下去,我们就会得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最后一句是一项刚性规定,重庆高院没有再行解读的权力,自然重庆高院基于自己的解读作出的裁定肯定是逾越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本意。

当然,你仍可以指责我的这种解读是错误的,重庆高院的解读才是正确的,那么我需要再次强调如果重庆的司法足够获得民意的信任,司法能超然于政党或行政分支的立场,就算重庆高院的裁定不那么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本意,律师们仍对重庆高院的裁定有不同的批评意见,在司法至上的法治原则下,重庆高院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逆众裁判,仍不失为司法中立的象征,无论是民众还是我们律师最终仍将奉重庆高院的二审裁定为先例判决的参照而一体遵守,但重庆高院基至于最高法院能当得起民众这份信任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其实宣示的是一种人权保障的司法价值,这种司法价值告诉我们,对受限制人身自由起诉人的诉权保障是我们司法部门应当给予他们特别的保障,那怕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仅是起诉人归责于行政部门一种可能性,但是最高法院保障的就是这种可能性。

我相信最高法院在制定该第四十三条规定时已考虑到任建宇能通信、能会见的这种可能性,也考虑到全国各地行政执法的不规范,也考虑到不能排除行政部门会通过某种方式迫使被羁押的人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的情形,所以才专断的对人身自由受限的人作出特别规定,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既然已经规定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外,再规定第四十三条就没有任何法意价值。

任建宇的代理律师徐利平说,新入劳教所人员,要接受13个月的整训,首先要认罪认错,这三个月是最难熬的。稍有不慎即遭处罚,甚至加刑,管教认为打官司就是不认罪,会对你特别关照,尤其他们认为你该被关时,这时候你敢起诉吗?任建宇的另一位代理律师浦志强多次抱怨他的好几宗劳教案提交诉状大半年了,重庆法院就是不受理,这都是发生在重庆高院眼皮底下的事,行政部门的专断、野蛮、暴力最高法院在制定行诉法司法解释的时候就知道并预见,我不相信重庆高院会不知道?

如果重庆司法界不存在法院不受理劳教案的情形,不存在行政部门威胁起诉人起诉的可能性,那么我认同重庆高院对任建宇一案的司法判断,那怕这种判断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意不符,我也认同任建宇在劳教所没有限制其起诉权、会见权、通信权的情形下未及时行使诉权,导致超过起诉期限责任在于任建宇,否则重庆高院的裁定就是掩耳盗铃,而网上支持重庆高院裁定的诸法官其实也和重庆高院一样在有意无意之间忽视重庆治下法治的现状。

如果民众对司法有足够的信任,重庆高院仅本着自己对法律含义的理解并作出裁定,那怕这种裁定和解释忽视了重庆治下法院不受理劳教案的情形,也忽视了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所宣示的司法价值和司法立场,我们仍应当服从并遵守,但中国的司法与立法和行政一样从未获得足够的信任,那么重庆高院作出的裁定,只要对任建宇不利都会引起批评,即使这次裁定对任建宇有利,如果下次任建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只要遭受不利,也一如本案一样饱受批评。

这显然不是看客的错,而是中国司法系统的错,甚至是整个宪法设置的错误。因为无论是行政、立法、司法从建国以来就从未获得过民众内心的真正信任过,重庆高院对任建宇二审裁定的争议,真正要引起整个司法系统思考的是,我们的司法系统何时才能让中国民众如美国民众对待司法的态度,“法官说什么,他们都会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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