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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春来律师

 
 
 

日志

 
 

法治程度对比着看才有味道  

2015-10-15 11:43:19|  分类: 说说司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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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程度对比着看才有味道

/梅春来

上海邹佳莱律师因履行保密义务不愿意向警方提供当事人的资料,最后以该律师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为由作为犯罪嫌疑人被传唤,网上我还找到2014721日的新闻,常讳平律师也曾经因拒绝向警方提供其委托人的通话录音而被传唤,最后 强制转为委托人故意杀人一案的证人,从而被剥夺辩护人资格,当时也引起舆论的惊讶。

作为一起事件,从法律技术角度讨论律师该不该向警方披露委托人的信息包括对当事人不利的信息或者警方的类似做法合不合法?并不是我本文的关注重点,我甚至认为就这一类议题的文章即算是做的锦绣花团一样,也并无多大意义,毕竟无论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还是《律师法》第38条都对律师承担保密义务都做了例外的规定,即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本来这样例外的规定虽说算不上立法技术的先进但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法院在实际审案过程中可以基于公正的立场做些缩限性解释从而限制这些例外条款的滥用,但如果像我们中国这样,执行法律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权不在司法部门时,这个例外规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上列例子,办案单位如果认定律师应当提供委托人的信息,律师援引《律师法》第38条予以对抗时,是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至于说律师向警方提供委托人的不利信息会摧毁律师的职业信誉,导致当事人从此不再信任律师职业或当事人不敢如实向律师陈述事实,那这个危害后果在有司衙门看来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等权益相比,明显就更显得微不足道。

当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利和律师职业因以信誉获得当事人完整的事实披露而享有的保密权利与办案单位快速的取证权利两比较,以何种权利优先作为考量平衡时,我们国家从来就缺乏居中判断的司法权,因为我们这样的体制包括司法和公众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如果律师行使这种对当事人权益的保密义务,警方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别的渠道可以达成办案执法的目的?

只是我突然很好奇, 20113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建成。201312月份湖南省省委书记徐守盛又公开宣称湖南民主法治实现程度达到96.6%,我在想如果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世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法治化程度进行对比时,我们国家现在的法治化程度大致应处于何种程度?

当然对这个问题如果要进行全方面对比,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宏大的事情,我这样的小文显然无法应付得了,因此,我只能借助一些已经发生的个案例做个片面的讨论,不过这样一来结论肯定是无法做到十分精确,不过好在我并非是想做规范的学术研究,而仅仅是试图抛块砖头,想来读者是也不会和太我较真。

我梳理文献,律师保密义务大致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有一句法言:法庭不能在诉讼中传唤辩护律师作为对其委托人不利的证人,但当时这个原则是否在司法中实际使用,目前我尚未查到相关文献的案例可供佐证。

英国1579年在凯尔威一案中法庭传唤原告律师作证,原告律师出庭但拒绝作证,理由是认为在与当事人有关的案件中律师应当享有免予作证的义务,这名律师于是拒绝接受任何询问,但法庭命令他必须接受询问,但他作为因该案律师而知道的案件事实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据说这是英国普通法最早确立律师作证义务豁免的特权起源,1579年至2015年两者大约相距436年。

1963年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在《检察总长诉马尔霍兰案》及《检察总长诉福斯特案》的判词中说:据我所知,只有一种职业有可以不向法院提供消息来源的特权,这就是律师职业,但这也不是律师的特权,而是他委托人的特权。该案例来源于其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我手上这本书的翻译者就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另,根据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一书记述,该项司法原则得到了英国上议院的确认,从而成为普通法的一部份,后人总结时将该原则简称为:律师职业特免权。美国根据这段判词在《美国证据法》中将该原则概括为: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从1963年至2015年两者相距52年。

法国197269日第468号法令规定:律师绝对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1972年至2015年两者相距43年。

德国刑事诉讼法生效于 1879年,其中第53条也大致规定律师可以就职业过程中知悉的秘密事项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从1879年至2015年两者相距136年。

台湾民国24年颁布并经历次修正现行有效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律师、医师等人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讯问者,除经本人允许外,得拒绝证言。民国24年即1935年,从该期间至2015年两者相距80年,台湾民国《刑事诉讼法》最近一次修正是民国91年即2002年,即使从2002年计算至2015年两者还相距13年。

从上述粗粗梳理的各国、各地的立法大致脉络,就律师保密条款事项列个坐标图基本上就可以找出我国的法治程度对应的坐标位置,如果从司法独立的角度进行对比坐标位置,我相信这个比例的差距一定会更大,但有些话只能留给读者自己想,我们自创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为什么还比不上台湾这个区域性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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